【圆明网】我是一九九七年得法的弟子，今年七十三岁。二十二年来，我在证实法的路上，经历了许多魔难和坎坷，是师父为我承受业力，迷途中指点，危险中保护，使我能有今天；也是同修之间的比学比修把我推到了今天的修炼位置。
我在正法修炼、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由于对法的理性认识升华较慢，不同时期常出现不同人心的执着，时常摔跟头，坎坷不断，魔难不止。
我曾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被非法劳教，失去了很多学法炼功和证实法的机会。每当我想起师父“为救大穹传天法 众生业债一身当 无量众业成巨难 青丝斑白人体伤”[1]，恨自己不能为师父分担点滴之忧，反而让师父增添了很多操心而落泪。
人生转折点：魔难中得法
修炼前，我妻子患有多种疾病，如手足麻木、面部神经、眼底静脉硬化、口眼歪斜、咽炎、肝肿大、肾炎、缺铁性半边瘫、植物神经紊乱等。天天打针吃药，三天两头住院，附近的大小医院都去过，今天治这个病，明天治那个病，不但治不好，反而越治病越多。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工作，妻子在一个边远的山区小学当教师，病魔来时，无人照看她，她十分痛苦，常常以泪洗面，时不时的想到要早点离开人世。好在她有个姐姐在县医院当医生，经常开导她，经常把她领到她家治疗。尽管她姐姐是县医院的医生，但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妻子的病魔不但使其本人遭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迫不得已，我提前转业回地方工作。这样，虽然使妻子在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慰，但疾病对她肉体上的痛苦一丝儿也没有减少。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我遇到了救苦救难的旷世奇功――法轮大法。
一九九七年一天，我到单位去上班，看见几个人在办公室里比划着什么，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在谈论一种功法。我问是什么功法，能不能治病。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佛家功法，叫法轮功。我听到对治病有特效，高兴极了，来不及详问，立即要求他们传授给我。他们没有立即教我动作，而是递给我一本《转法轮》书，叫我先看。我立即拿到办公室静静的看了起来。静阅中，一种无法表达的愉悦感、一股强大的能量流齐涌心头。我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漏的看下去。从上午九时一直到晚上十二时，一口气把全书看完了。我激动的对妻子说：我们找到希望了，你的病有救了。
第二天一早，恰逢他们从我家门路过到一个地方去学法炼功，我和妻子毫不犹豫的参加了。此时此刻，正是我和妻子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我们双双走入了修炼的道路。
从炼功点上回来，我和妻子同时悟到了一点，那就是相信大法，坚信大法师父。于是我们将屋内所有的东西翻了个遍，把所有药品、药具，不管贵贱，不论多少，统统扫進了垃圾箱，把所有的气功刊物、资料全部烧了。从此，我们每天学法、炼功、洪法。
周围的人见我妻子身体恢复的很快，很多都来学法炼功了。炼功点的人数一天天多起来。为了方便群众炼功，我和妻子又建立了新的炼功点。每天早上四点钟以前，我们就来到炼功点，清扫场地，挂宣传图片，四点钟准时炼功。如有人来询问，我们就负责解说，或教其炼功；每逢节假日，我们就带着宣传资料、带上录音设备到乡镇、学校，娱乐场所传法、教功，风雨无阻，年年如此。
不知不觉中，妻子的病全好了，我的身心也变得更加健康。
第一次被绑架：令检察机关处理恶性事件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突然降临，我不知不觉又遭到意想不到的魔难。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某天清晨，我和妻子一同外出办事，刚出门不远，就被警察绑架了。警察将我带到我的办公室，他们翻箱倒柜搜索一遍以后，接着又对我非法抄家，将我屋内所有的法轮功书籍、资料、音响设备、通讯工具等全部劫走，然后将我押到公安局国保大队。
到那里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市里的一位同修被绑架了，涉及了我。县里的警察虽然没有对我动手动脚，但他们都是三到五人一组轮番上阵对我轰炸，想以摧毁意志的方式，逼迫我放弃修炼、向他们提供参与人员名单、大法真相资料的来源、流向及联系方式等。折磨了我四天，我没有配合他们。他们就在一个晚上的十二时左右把我押送到看守所，其中一个负责的警察凶狠的对我说：“你想清楚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配合我们，放弃修炼，现在就回家。第二条路就是坚持不放弃，那就现在進牢房里去，门已开着呢！”
我知道，進牢房那就意味着被非法判刑、被开除工作。此时此刻，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妻子被病魔折磨的惨状、修炼后祛病健身的幸福和群众踊跃学法炼功的场面。在做最后决断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教诲，师父说：“作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2]我坚定的回答：“我不放弃！”他们就把我推進了监房。
我常听人们说监狱是“人间地狱”，坐牢等于是埋了，没有死，真是这样。我一進监房，铁门就关上了。监房里睡满了囚犯，没有我立足的地方，只有墙角一个盛有屎尿的马桶旁边还有不到二尺的空地，我只好蜷缩在那里。从此，我就住在此处，涮马桶也就成了我的事，直到新成员接替为止。
监狱的条件很艰苦，一切生活用品必须自备，而且要在这里买，很昂贵。由于我和妻子同时被绑架，但又被分开，妻子关押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独生儿子又在外地上大学，亲人们也不知我被关進了看守所，没人为我提供生活费用，我穿的鞋子進监时也被收走，只能光着脚；吃饭没有碗筷，只能用手捧着吃，三餐都是陈米饭，而且只有一小团，根本吃不饱。早餐只有一根咸豆角或是一条咸萝卜，中晚餐便是蔬菜汤，真是猪狗不如的饮食。
尽管如此，我们每天还要被迫长时间做奴工。我刚進去那段时间做的奴工叫“拉单鞭”，就是做挂在树上用的彩灯网。虽然活不重，但拉起来要用劲，弄不好手就会被划破。我没干多久，手指很快就变红、发肿、起泡、流水，不能干活了。有一天，我又累又饿，实在干不下去了，想就地而坐休息一会，哪知一坐下就睡过去了。突然身上感到针扎一样的疼痛，我睁眼一看，原来是“牢霸”用马鞭子在抽打我。我猛的坐起来，平和的对他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是无辜被抓進来的，请手下留情。”他看了我一眼，收起鞭子走开了。
人，哪怕再凶恶，总有善的一面。我就尽量利用这一点去启发他们的善性，用我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慈悲去感化他们。只要有可能，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妻子学大法祛病健身的奇迹，讲真相信大法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得到福报的道理等。
妻子被放回家后经常来看我，每月给我上生活费，还想办法弄点好吃的咸菜、肉类、水果等，我都与他们共享。很快，我和他们都亲近起来，他们也不叫我干活，让我炼功，还派人放哨，只要发现有人来巡视，就立即通报。有时没活干了，他们也跟着我炼功。有人提出想看法轮功的书，妻子来探视我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妻子想办法将《转法轮》书中的内容送進来。这样，我虽然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失去了正常的学法环境，但还是没有中断学法，同时也为其它监房的同修创造了学法条件。
一年以后，我被转押到省监狱。这里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但我所在的有一百多人的中队，只有我一人是大法修炼者。我被三人“包夹”，他们负责监视我的行踪，所以要与其他同修取得联系非常困难。
为了突破这种状态，我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人和事做起。首先我严格用大法标准要求自己，注意言行，注意仪表。其次，凡是我接触到的人，无论是“包夹”还是狱警，我都不恨他们，只把他们看成是可怜的生命，看成与我修炼有关或者是与大法有缘的生命。只要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什么是法轮功，我是怎么被抓進来的等等，他们大都能听得進。这样，我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理解，从此，我便依靠他们了解、传递信息，与其他同修共同反迫害，制止恶人行凶。
一次，我看见一位同修头上包着很大的白纱布，很显然是一个大伤口，于是，我通过“包夹”人员打听到：原来那位同修没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遭到了中队狱警的毒打，自己承受不住，一头撞在门框上，头部受了重伤。还有一天，在烈日下，我看见一位同修一人在操场跑圈子，随后又被狱警将其铐在旗杆下暴晒。我身边的包夹人员告诉我：原来这位同修不配合恶人的要求，列队时不穿囚服而遭到了这样的惩罚。针对这些迫害，我放下生死写了一份举报信，投到了省检察院设立在监狱的举报箱，并将此情况告诉了其他同修，得到消息的同修就开始绝食以示反迫害。
随后，监狱知道了我是写举报信的人，于是大队、中队对我实行了严管：不许我到商店购物、不许我加餐、不许我与他人接触等。我开始绝食，并想要向上反映情况。
真是师父就在我身边，为我做了很好的安排：一天晚上，监狱长要到我所在生产场地视察。当时监狱长一出现，我一个箭步就冲到监狱长跟前，当着全体生产人员的面诉说了上述情况，并要求监狱长取消大队、中队对我的不合理规定，监狱长无话可说，当即点头同意。这件事情惊动了省检察机关，不久的一天晚上，在监狱全体人员大会上，省检察机关干部通报了上述两起折磨大法弟子的恶性事件，对相关狱警和包夹人员作了处理。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三、第二次被绑架：把这个环境正过来
二零零四年，我结束了三年的监狱迫害，回到了正常的修炼与证实法之路。本想加倍努力，把三年的损失尽快补上来，但事与愿违，不到两年，魔难又一次降到了我的头上。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下午六时，我们全家还有我的亲人正在用餐，突然有人敲门，我没有意识到是国保大队警察，门还没有全开，五、六个人就势挤了進来，不由分说拽住我就往外拖，把全家人都惊呆了，孩子们吓得哇哇直哭。我被绑架到国保大队关了一夜。第二天，他们才告诉我，说我参加了非法聚集。其实是这么一回事：一个同修被病魔折磨的奄奄一息，我们几个同修一同到她家想帮她一下，结果被警察知道了，说我们超过了三人，是非法聚集，破坏了社会秩序要送劳教。我先被关押在拘留所，也无人问话。
十余天以后，也就是被关劳教所前一天的晚上，市“六一零”和县“六一零”以及国保大队等十余人来到县拘留所找我谈话。他们首先问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我谈了我的看法，并详细介绍了我妻子学法炼功祛病健身的奇效。他们问：“你被判刑、被开除公职是什么原因？”我说：“我被判刑是因为传播了天安门自焚等真相资料，揭穿了央视的谎言。”为指出漏洞所在，还演示了动作，他们无话可说。
接着他们说：“这次县里抓你，你服不服？”我说：“我不服，这是有违道德法律及人之常情的行为。一个人在行将死亡之前，作为相识、朋友等去见最后一面，说是非法聚会，这是人性难容、天理难容，是有意加害。”此时，他们谁也不语。
静默几分钟后，市“六一零”办的头头说：“送不送你劳教我们现在还有决定权，你只要表个态，写个保证书不炼了，现在就跟我们回去。”我回答说：“我做不到，我不会写的。”说完，我被关回牢房，第二天清晨，国保大队警察将我押送到了省劳教所。
省劳教所的值班警察一看我上了年纪，又是炼法轮功的，不愿接收，直到押我去的警察说了些什么才肯接收下来。
劳教所安排三个“夹控”人员将我带到医务室检查身体后，把我架到严管区的一个禁闭室，这里没有其他人员，只有我和三个“夹控”。一進房子他们便是吼斥，逼我写“遵守劳教所规章制度、不准喊口号、不准炼功”等等之类的东西。我不干，反复给他们讲自己是无辜被迫害的，他们根本不听，一会儿叫我面壁而立，一会叫我一动不动的静坐。他们三人轮番上阵，从上午的八时左右一直折磨我到晚上一点左右。
那天气温很高，座东向西的房子，室内温度至少在三十八摄氏度，我简直受不了，大汗淋淋，全身湿透，昏昏欲睡，什么也不想、饭不吃、水不喝，眼不睁。他们怀疑我想绝食、准备强行灌食，我象征性的吃了几口，又放下了。到了快两点钟的时候，一个姓豆的中队指导员过来了，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听進去，只见他向三个“夹控”人员示意了一下就离开了。“夹控”人员将几份写有文字的东西递给我：“快抄了吧，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睡觉！”我没有守住这一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我正法救人的路上留下了污点。
正因为我没有守住这一关，旧势力乘虚而入，于是，对我肉体上的伤害接踵而来；我的左眼皮莫名其妙的红肿，很快发展成象乒乓球形状大小的包，把左眼视线全部遮住。变异的面部，让我不好意思抬头见人；我的喉咙逐渐变得僵硬，象肿瘤一样吃不下东西，连喝水都困难；我原本正常的血压变得非常不正常。
劳教所里为了防止我突发意外，从发现问题起，每月将我拉到省中心医院检查一次，每周到所医院检查两次，每天由“夹控”人监督用药。我虽然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些药性的东西進入体内，但这些已使我在洪法讲真相和证实法中造成了诸多不便，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中打了折扣。
师父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3]
劳教所的环境是恶劣的，要在这样的环境走过来真不容易。一个姓苏的同修原本身体很正常，半年后枯瘦如柴，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一个姓黄的同修来所一个月便被迫害的不能行走；一个姓熊的同修利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日子试图逃出劳教所，但没有成功，造成了更严重的身心伤害……。
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作为一名真修者，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叛大法、背叛师父，这样，你才能有资格去证实法，才能有基础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刚来劳教所时，被关在一个单人房里，由三个犯人看管，我反复琢磨：我为什么平白无故被抓，而且送到迫害严重的劳教所？反思中我坚定自己必须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既然来到这里，就有我去完成使命的地方。
果然如此，从第二天开始，大队的领导、中队的干部轮番找我谈话。当然，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是“转化”我。因为他们要突出他们的政绩，得到奖励和提拔。而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被邪恶党文化毒害的好坏分不清，错把美的当丑的，坏的当好的。每次与他们交谈时，我都是带着慈悲心，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当我回答问话时，我只是讲我无辜被迫害的情况，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我为什么被开除公职而不愿放弃修炼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他们不应该强制大法弟子“转化”，也不要去要求夹控人员强制大法弟子去写什么“保证书”之类的东西。
一回生，二回熟，以后的交谈都比较融洽。一个姓唐的中队长通过几次交谈后对我很同情。我说：你们对我的要求太过分了，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房子里，还安排三个囚犯监视我，这里又热又闷，连个电风扇都没有。他立即将我调到一个大法弟子较多的房间，还装了电风扇，三个“夹控”人员只留一个，为我接触同修和更多的讲真相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个姓胡的大队长前后与我進行过六次交谈，对大法的认识、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好。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進晚餐时，一位同修突然高喊“法轮大法好”，所里要他处理这件事。当时，这个大队长正参加一位同事的婚宴，突然接到电话，气冲冲的赶回办公室，立即召集全大队所有人员开会，進行了一顿训斥。
过后他马上把我叫到办公室，不高兴的问：“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喊？”我回答说：“这位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当时排队就餐的人员多，能够叫更多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另一种原因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因为法轮大法本来就是好。我不喊只是考虑到用何种方式更容易让听众接受的问题，我现在轻轻的对你说：法轮大法好！你听了不是很舒服吗？”他会心的笑了。
正在这时，他的电话座机响了，是海外同修打来的讲真相的语音电话，其中就讲到了“法轮大法好”。他告诉我，他几乎天天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借题发挥说：“这是你缘份好，大法弟子都在关心那些有善心的人，你就是其中一个，我劝你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还要在网上用真名或者化名声明退出共产党组织，这样你一定会得到福报，同时你如果有机会，最好离开现在的岗位去做别的工作。”一个月以后，这个大队长真的调离了。
讲真相救人是没有上下层次、尊卑贵贱之分的。我所在的监室有十几名大法弟子，“夹控”人员二十多人。这些“夹控”人员都是从其它生产单位抽调过来的，都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有一部份有大中专学历，也有邪党党团员。他们都愿意来做“夹控”，因为做“夹控”没有生产任务，还可以减少劳教期。
针对这些特点，我与同修主动亲近他们，关心他们，不把他们当“夹控”看，很快，我们就把这个环境正过来了。大法弟子与“夹控”人员的距离缩小了，三十多个人就象能够互相信任的小集体一样。原来，我们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盯着，后来发展到他们根本不管我们，在本大队内要到哪里去，只要跟任何一个“夹控”人员说一声就可以了。我们给他们讲真相，要他们上网想办法退出党团队组织，他们都同意，有的还要我们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等，说教期结束后找我们，因为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他们也要学炼法轮功。
第三次被绑架：判十年变保外就医
二零一三年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以后，我没有很好的理解师父讲的法，产生了一种执着，执著正法就快结束，邪恶因素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会象以前那样严重了，应该集中精力去讲真相救人，忽视了安全问题。师父借常人的口、借同修的嘴点化我，我却不悟。
二零一四年四月以后，我被人跟踪，还在我進出的某宾馆五楼设立了一个观察点，每天都有人值班监视，还安排了门卫具体观察我的行踪规律。而这位已明白真相的门卫把详情告诉了我，叫我千万小心，我却不在意。
一个同修的家人开了一个酒店，一次，警察在该酒店用餐时，无意中说要在适当时候抓我，这位同修及时把情况告诉了我，叫我注意安全，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我也不在意。
妻子同修总觉心神不安，似乎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时时提醒我多学法、多发正念。但我总带有一种侥幸心理。由于恶人在暗中盯人，我不便上街发资料，不便和同修接触，也不宜面对面给常人讲真相，我就采取发信的形式，每天清晨利用上街买菜作掩护，将真相信投寄出去。我每出发前都要把家里的真相资料收拾好、藏好。唯独有一天，我疏忽了，可偏偏那天我被绑架了，我痛心啊。
那天，监控人员一早就守候在那里，当我到了投寄处时就把我抓住了，从我身上搜去钥匙入室抄家，将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等全部劫走，然后将我非法关押在办公室里，由两个警察看守着我。我借机给他们讲真相，还帮他们退出了邪党组织。我问他们这次抓我的目地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这次抓你的目地是为了弄清你与哪些人有来往？资料从哪里来的？资料点在什么地方？这次是特地冲着你来的，某某要往上提拔了，要搞点名堂出来。”他们还说：“初步研究决定，你如果配合他们，出点‘血’也可能不会判你的刑，如果不配合，那就是十年以上的徒刑，你自己去把握好吧。”
了解到这些，我心中有了应付邪恶的办法了。果然，警察对我采取了诱供、逼供、威胁的办法，想叫我上当和屈服。我反复告诉自己：“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绝不能背叛大法、背叛师父、出卖同修，要坚守这道防线。”他们要我写个东西，我写了，但绝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看了，说我在耍他们，于是当天晚上十二时左右，把我关到看守所。经检查我是高血压，不符合关押条件，他们又返回去，不知找哪位头头签了字，看守所才接收。
我被关進看守所以后，国保大队警察找过我两次，威胁说：“不讲清问题，就判你十年徒刑！”我没有被吓倒，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一概否定，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了。几天后，那个明真相的警察来告诉我：“他们说你很顽固，要判你十年，而且会尽快开庭，送你走。”
我知道，这是邪恶欲置我于死地。我快七十岁了，判上十年，要出来也得八十岁，说不定不到八十岁就会被折磨得死在监狱里。而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我更想到的是如何在魔难中，在有限的人生中，抓紧时间去救人，圆满我天国世界的众生。我在看守所里呆了三个月，检察院起诉科的人找过我两次，法院的人找过我三次，我都抓紧时机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除一人将信将疑外，其余人都做了三退。
我所在的监房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公务员、有干部、有企业家，有复员退伍军人。他们文化层次都比较高，其中有两名是大学毕业生，有一名是中专生，其余都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了抓住这次救人的机遇，我牢记师父的教诲：“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4]。我主动接近他们，热心帮他们。他们有生产任务而我没有，当他们忙不过来时，我就帮他们搞卫生、拿东西，或是帮助他们洗洗衣服、刷刷碗筷等……这些小小的举动，使他们很受感动，慢慢的他们都很信任我，感到学法轮功的人确实是好人，不会骗他们。这样，当我讲真相讲到“天灭中共”时，他们举双手欢呼，劝他们退出邪党组织时，没一个不同意的。后来，他们索性把我作为长辈来看待，任何事都不让我动手，叫我在旁边炼功或休息。
我被关進看守所以后，县内同修为我发正念，为我请律师，向有关部门打电话讲真相，并安慰我的家人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妻子同修也放下生死，到公、检、法部门讲真相要人（这些以后才知）。一天，我突然接到出狱通知，原来家人经过百般周折，为我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当我离开监房时，全监的人都前来送行，有的还喊出：法轮大法好！
经济迫害阻挡不了大法弟子
我在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判刑后被非法开除公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十七年过去了，上百万元的工资收入被邪党截断了，到如今我一分钱没有。
我知道，旧势力的目地是要阻止我修成，阻止我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是与师父签了约要完成自己证实法的使命的，我怎么能在邪恶因素对我的经济迫害中止步不前呢？如果是这样，那不正是邪恶因素所需要、所高兴的吗？旧势力不是说，它要帮助师父正法、帮助大法弟子修炼圆满吗？我不承认旧势力。因为它这样做的目地是要达到它所要的，而我所要的是如何证实法的伟大，并用伟大的法去救度所有的众生。十七年来，我就是凭着这个正念去反经济迫害，用追要工资的形式向相关人员讲真相、救人。
我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向各级领导，各个单位写申诉信，申诉自己因传播“天安门自焚”真相资料被判刑是冤枉的，被开除公职是错误的，请求各级各部门能明白真相，为我说句公道话。即使他们没能为我解决问题，只要他们能明白真相就行。最起码我把得救的机会送给了他们。也基于这一点，我每隔二至三年就要写一次申诉信，特别是领导机构和相关部门领导。
我都用真名真姓、真地址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让他们明白真相。有个人大副主任，见到我时对我说，你写的信我看了，我只能表示同情，但无能为力。有个县委副书记看完信后，将信转到了我原来所在的工作单位，原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特地来到我家里转达这位县委书记的关怀。
有一天，我特意来到“六一零”办公室，他们一见到我谁也不说话，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平和的对他们说：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你们反映我被冤枉判刑后工作被开除而造成的生活困难问题，请你们能为我伸张正义，如实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随即我将申诉材料交给了他们，他们看后答复说先研究一下，到时再通知我到他们办公室来。
两天后的下午，我接到电话通知，当我赶到政法委会议室，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据介绍，政法委“六一零”办的人员都参加了，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代表，开会的名称就叫“座谈会”。程序是我先讲述申诉理由，然后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我立即意识到，政法委开这个会是想集中力量对我進行所谓“转化”，而我更明白，这是师父为我特别安排的证实法的机会。
我把我的申诉材料读了一遍后，对与会人员说：“请各位领导提出你们的问题，我来回答。”确实，他们是有备而来，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要坚持修炼法轮功？为什么有病了不愿打针吃药？为什么要散发《九评共产党》？为什么要宣传退党？等等。我逐个作了回答。或许他们对法轮功知之甚少，他们感到很新鲜，不断的插话问这问那，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味道，有的要求我演炼五套功法，我当即演炼了，他们还用手机录了像，有的在窃窃私语：“这法轮功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准炼？”座谈会直到六时才结束，我临走时叮嘱他们：“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虽然我的工资问题还没能得到解决，但他们堂堂正正的听到了大法真相，这也不枉师尊的苦心安排。
我修炼以后在证实法这条路上，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但与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必须加倍努力，遵照师父的教诲：“最后你们自己得珍惜所做的这一切，不能放松自己，绝对不能放松自己。”[5]把最后的事做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还原〉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路〉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5]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九年纽约法会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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